毕业了一届，又迎来了新的一届。个个兴奋得像个麻雀，笑着、跑着，叽叽喳喳的，稚嫩的脸庞上洋溢着上中学的喜悦。

从去年开始，七年级要求佩戴红领巾参加升旗仪式，今年一如既往。当我通知下去以后，原以为孩子们都乖乖地答应了，可是眉宇间透露出来的神情却让我难以琢磨。升旗仪式一结束队伍即解散了，半路上，我突然发现红领巾全部消失了！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决定第二周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看看红领巾究竟去哪里了。升旗仪式结束各班解散了，我淡定地走在队伍中间。孩子们一个个聊着、笑着，不亦乐乎，但手却都在“忙碌”着：迅速地摘下红领巾，塞在了裤兜里！谜底终于揭开了！

随后，我才从他们的随笔中意外地得到了答案，“都戴了6年的红领巾了，好容易上了中学，怎么又要戴呀！”“满校园就我们戴着红领巾，傻死了！”我终于明白，孩子是渴望长大的、急切地渴望长大，而大人是渴望年轻的。这也是我带新生从未有过的发现。

上一届包括之前的新生，最困扰我的就是告状，每天地告状：上课告、下课告；早读告、午读告；上操告、下操告；单独告、群体告；哭着告、隐忍告；当面告不上就写条告：因为同学说我长得不好看委屈地倾诉；因为同桌上课放屁还不让开窗户而气愤地告。各种内容、各种告法，应有尽有。

而这一级，还在暑假时，一想到要告状的那一个个和一群群我就有着种种的郁闷和烦恼。

非常奇怪的是，开学至今一个多月了，只有两个孩子来告过状！而且只告了两次！我开始怀疑我自己：我哪里出问题了？太凶了把孩子们吓住了？于是，课间我有事没事地去班里“逛逛”，休息时间，我再到宿舍去转转，他们除了兴奋地欢迎我就是跟我说俏皮话，也没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。我又暗中调查，仍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孩子们表现出来的和给家长反映的都一切正常。可是，他们不告状真得让我很不适应。反思许久，也许，这些新新人类的内心是强大的，他们已经可以自己解决一些问题了。我必须得适应。

我把近几年七年级的孩子称之为“新新人类”，现在看来，真得是有点“新”。这一级比起上几级的确有所不同，表现在：对父母的依赖程度减弱、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、自我表现的欲望更加强烈。

比如：往届开学，七年级学生因为想爸爸妈妈躲在被窝里哭泣的现象会持续三周多，而这一级仅一周；同学间相处也要更融洽些；大多数能够尽快适应寄宿制生活，与老师、同学及生活老师都能友好相处，对老师非常尊重，能初步懂得老师的苦心，也更加渴望自己多拥有一些知识。并且，很多同学参加活动的积极性非常高，运动会报名的人数超额但谁都不愿意退出。我因为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而欣慰。

同时，也总有个别的同学不在其中。记得开学报到时，一个晚自习期间，班里一个乖男孩起身道“老师，我的牙掉了，咋办呢？”我愣了一下，随机答道：“你看是留个纪念呢还是下课扔了？”“那我再想想吧，老师。”甚至军训期间，有一个家长来问我：“老师，我儿子每天吃饭着没？”我在心里自问：我该怎么回答？

孩子是大人的影子，凡事被大包大揽孩子便没有了主观判断的能力。天使的翅膀曾几何时已被折断。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普遍现象，家庭教育中的诸多弊端还需进一步给家长明确。

告状的时代大概正在离去，而渴望长大的心情却在燎原。

教育的对象发生了变化、教育的情境也发生了变化，故而教育方法必须随之而变。只有适应变化，方可与时俱进。